十年磨剑 中国PE步入后青春期

本报记者 杨杨

以历史的视角，是为了看得更清楚。包括VC(Venture Capital)在内的广义上是私募股权投资，在中国的发展历史，向上可以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并在新浪、百度等这些“伟大公司”背后扮演“资本推手”而被更广泛地认知。

然而倡导PE的初衷远比此宏大。2008年12月13日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“中国创业投资大会”称，“风险投资事业是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事业”。他认为，PE“是战胜当前困难，帮助中国渡过难关、实现产业升级一个重要的推动力”。

“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，中国经济如何在未来30年持续、稳定增长？”由产业从业者转向加盟PE业的中国宽带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田溯宁认为，这需要有“立足中国、影响世界”的新商业模式、新技术。历史证明，航空工业以及半导体等的崛起，推动美国走出1929年大萧条，而逆转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则是个人计算机的发明。

PE、VC被证明了成为孕育创新的推动力之一。

立足2008年。改革开放30年为PE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“必要的条件”，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说。但10年发展的PE产业此后是否真能承担起“复兴中国”的伟大使命？

这仍是个问题。制度性缺失毫无疑问是个问题，但“障碍从来都有”。事实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，PE从来都不容易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产业是否已进入后青春期？是否已经走完了从青春期的躁动到成熟期的理性，这样一个充满痛苦的阵痛期？

两轮热潮的磨砺

大浪淘沙。广义的VC、PE业在中国，已经经历了两轮兴起的热潮和退潮的磨砺。

中国PE以1998年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向政协提交《关于加快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》为元年，“应创业板要开设的呼声”掀起第一波热潮，随后“创业板无限期推迟又给这个行业毁灭性的打击”，很多所谓的投资机构离开、从事了股票或房地产。

第一波热潮中，既有本土的VC机构如深创投开始“下海”，更主流的是大量海外VC进入中国。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，就是改革开放的积累，渐渐为PE创造了生存所需环境。

“对PE这样的金融资本而言，是依附于企业家的。”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认为，回首30年改革开放，“造就了一批这样的企业家。”1990年就开始来中国“探宝”的IDG全球副总裁熊晓鸽说，1979年前后，下海经商是一种潮流。“中国的创业市场机会很多，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有。”同样在1990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华登国际创始人陈立武回忆道，“当时就是觉得中国有机会。”

1984年成为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家诞生最为集中的一年。这一年“海尔”前身青岛冰箱总厂由两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合并而成，张瑞敏出任厂长；同一年，李经纬在广东创办健力宝；同样是1984年，张近东凭借10万元下海，随后创办苏宁电器；也是这一年，上海大众建立。

对VC和PE而言，彼时的中国是“史前状态”，华登早期的投资是小天鹅、创维等，不仅在传统行业，而且大多数是国企。“回到1994年那些产品是市场需要的，在当时也反映了一定的新技术特征。”陈立武说。差不多时期就来到中国的汉鼎亚太、AIG状况相类，PE们的脑门上还贴着“钱多人傻”的标签。

阎焱1994年就代表AIG在中国投资，他说，成立自己的基金是每个投资人的梦想。但就像熊晓鸽说的那样，“以前不知道什么是VC，第一年到美国也不知道，工作了以后才知道”。如同中国企业家在外资、合资公司中学习如何管理企业，这批投资人也向早期来中国掘金的基金“偷师”。

企业以及企业家的成功，又为PE带来了新鲜血液。田溯宁离开网通专注于中国宽带产业基金，是基于“整合资源、提高产业效率”的理想。这个名单里现在还有方风雷、沈南鹏、丁健、吴鹰、林欣禾等等。还有一些人怀着“分享创业经验”的想法，他们是朱敏、邓峰等，还有隐身天使投资人行列的张醒生、江南春等。这些人的出现和成长都与VC、PE息息相关，他们也曾艰难创业，“熟悉资本运作，对产业有深刻认识”。

第二波VC、PE热随着2005年牛市而起，但当下又遭遇了随全球性宏观经济下行而来的“寒冬”。

2005年前后，大量资本急急忙忙涌入中国，是因为“中国证明了自己可以长期、稳定增长”。改革开放30年，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为PE产业提供了足够的“钱”。

但就在各路资金都在进入PE投资之际，由华尔街金融危机所产生的